我是1957年生的。当时我家在黑龙江垦区,父母双职工,都在上班,生下来之后一直由外婆带。“大跃进”之后挨饿,说实在的,黑龙江垦区的处境算是好的了,但外婆不信,她坚定地认为她的家乡断然不会这样,结果回去了。外婆走了之后,我就麻烦了,幼儿园坚决不去,强制送去就终日哭号,只好东家送几天,西家看几天,好容易熬到6岁,老妈走了后门,给我送去上学了。

提前一年上学,也躲不过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,按道理我该上三年级,但是,此前的一年,我们家从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,搬到了八五一一农场,我凑巧突然乖了很多,估计是换新地方过于陌生了,加上学习成绩还不错,学校方面让我跳了一级,结果,1966年的新学期,我就直接到四年级上课去了。

别的年级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,但四年级的班主任是教算术的,而且还是男的,这让我感到更加陌生,终日一句话都不乐意多讲。不过,当时的我还不知道,正是这次跳级,碰上这位男的教算术的班主任,启动了我小学生涯的悲剧。

小时候的我,不是一个很淘气的男孩,说不上乖,但一般总可以遵守纪律。老师让我们笔直地坐着,每强调一次,我大抵可以坚持几分钟的,大体上,在老师注视的时候,总也不敢干别的。至于淘气学生在女同学的书桌里放癞蛤蟆,在老师进来之前在门上放把扫帚的事,我绝对是不会做的,当然,如果有人做了,我也绝不至于去检举,大抵抱欣赏的态度看着。因此,在跳级之前,老师,尤其是班主任老师,也一般性地喜欢我——否则怎么会跳级?可是,跳级之后,我发现现在的班主任却一般性地不喜欢我,不仅不喜欢,说话还常有讥讽之意。这让我做了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摸不着也没法子问,只好躲着走,加上他的课上得也不怎么样,不听还好,听了更不明白,心里未免有些腹诽,因此,隔阂就更深。后来发现,班主任对所有学习好的男生都不怎么喜欢,他喜欢听话的女生,看来,这属于人之常情,我原不该大惊小怪的。

不过,老师中有我喜欢的,那是一个教美术的老师,画画得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,但我的印象中,这位女老师,年轻、漂亮,而且特别欣赏我,总给我五分。只是,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跟我的班主任,关系似乎不怎么样,见了面,有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。这反过来加深了我和班主任之间的小小的敌意。

得知消息之后,我什么表情也没有,该做什么还做什么,到现在我也记不得当时我究竟怎样想的,反正从那以后,就不去学校了。那份告示,我也没有直接看到,也不想看。待在家里看书,把所有带字的书,从繁体字竖排的苏联小说到哥哥姐姐的课本,都看了,不是为了学什么,而是打发日子。再就是跟已经摘掉了红袖标的邻居阿姨们学做饭,她们都对我不错,当然,我也看见了她们偷偷摸摸地跟拉帮套的来往。

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,比我们大的学生开始斗老师了。那年月,农场的孩子上学都晚,即使是同班同学,比我大五六岁的不在少数,五年级和六年级以及学校附设的初中班的学生,年纪就更大,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革命是要干什么,所以,我们学校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,就倒了霉。那年月,黑龙江垦区这些由军队的转业官兵建的农场,里面有很多1958年由于出身不好,发配到边疆来的小知识分子,这些人中有很多都做了老师,因此,学校里面,出身不好的老师比比皆是,还有些人有“海外关系”、“历史问题”,所以,学生要斗老师,实在不愁找不到对象。边疆地区,什么事都比人家晚半步,其实,我们这里开始斗出身不好的人的时候,北京已经开始斗走资派了。

文化大革命来了,最开始是批判三家村——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,批了半天,大家连他们是干什么的都没记住,能记住的是,少先队的三道杠两道杠不让戴了,然后红领巾也没了,接着课也可以不上了。就是上课,同学们可以在课堂上互相丢石头,枪林弹雨的感觉,最后把老师打跑了了账。即使像我这样比较喜欢看书的好学生,对于不用上课这件事,也感到相当的愉快。我们还天天上学校,到了学校就放羊,捉对儿打群架,攻城,真幸福死了。

美术老师死后,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,他越来越喜欢在课堂上讽刺挖苦我,羞辱我,大约是打听到了我们家出身也不好,而且我父亲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。而我则对他的态度,从躲避变成了公开敌视,开始他说我的时候,我怒目而视,最后公然顶嘴。记得一次他说我的时候,我回了一句,别以为你是个贫下中农就吃老本。然后他就宣布,我有反动言论,居然说贫下中农吃老本,攻击贫下中农,属于阶级报复。

当时,美术老师已经怀孕了,挺个大肚子,大概有七八个月了。但是这也难以让斗争者手下留情,一天,一群学生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大铁桶,里面装了很多石头,铁桶上的铁梁深深地勒进了她的脖子,脖子上还挂着很多破鞋,那是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惯例,凡是斗女的,从小学老师到国家主席夫人,都挂这个。一个禁欲的时代,但性羞辱却无所不在。当天晚上,美术老师用丈夫刮胡子的刀片,抹了脖子。消息传来,我们都去了,班主任老师也去了,当时,美术老师还有口气,我清楚地听到呻吟声,但是,班主任老师没有叫医生,却在现场开起了批判会。那一夜,是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最恐怖的一个夜晚,我的童年,从此就消失了,很长时间,一闭眼就是血。

斗老师开始,跟我有关的两个老师的命运,出现了变化,我的班主任神气起来了,因为他是学校里少有的出身好的人,来自山东的贫下中农。相反,我喜欢的美术老师却下了地狱,她出身不好,特别的不好,据说是大地主的小姐。而且家里还有人在台湾。她挨斗挨得特别多,而且被斗得特别狠。现在看来,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比较倔强,不够恭顺,另外的原因,就在我的班主任身上,因为,当时我们学校的所谓红卫兵,居然就都听他的。很多时候,他不出面,但第一线的红卫兵们,斗起人来,也相当积极。那年月,我们那儿的红卫兵,有两部分,一部分是社会上的,主力是我们邻居那些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的阿姨们。她们中的很多人,是甩了自己的相好,俗称拉帮套的(即在主夫之外寻的副夫,在那时的东北,很常见),投身革命的,虽然革命了,但比较温和,仅满足于扭着硕大的屁股,戴上红袖标上街喊喊口号。一部分是学校里的学生,主要是些半大男孩子,则相对凶狠,特别喜欢斗老师,尤其喜欢斗争年轻漂亮的女老师,于是我的美术老师就在劫难逃了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,我的班主任被人查档案查出,他当年反右的时候,是中右,于是下了台。学校由一些军队的复员兵来管,他们中的一个人,结了婚住在我家的隔壁,对我的印象还不错,于是,就让我再去上学了,就这样,我又回到了学校,这时才发现,小学生涯已经悄然结束,我上的是六年级,按那时的学制,已经是初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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